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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境场外衍生品交易结算:国际监管新规与中国的制度选择
发表时间:2018-03-14 14:08:4502:39   来源:本站    点击:32877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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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跨境场外衍生品交易结算:国际监管新规与中国的制度选择】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商业银行及其他市场参与者承受和抵御金融及经济动荡的灵活性和透明度严重不足。(第一财经)

  银行及其他市场参与者承受和抵御金融及经济动荡的灵活性和透明度严重不足。具体来说,当时场外衍生工具市场具有缺乏透明度、产品越来越复杂,并且渗透到金融市场内的各个领域等特点,被认为是导致全球性金融危机和系统性风险的重要因素。特别是场外衍生工具交易缺乏监管,加上本身显著的双边交易的特点,国际主要监管机构在反思危机之后,均认为这是导致市场缺乏透明度和明显动荡的重要原因之一。

  美国银行业的新的全面监管资本框架,来实施《巴塞尔协议Ⅲ》中的资本规定。

  根据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于2017年4月发布的巴塞尔监管框架实施进度报告,美国针对非中央清算衍生工具的保证金要求已于2016年9月1日起分步生效,并将于2020年9月1日全面生效。

  欧盟:2016年开始执行G4货币IRS的强制性清算规定。

  欧洲委员会于2015年8月为《欧洲市场基础设施监管规则》(EMIR)引入新规则,强制要求多个场外利率衍生工具交易须通过CCP进行结算,其后于2016年3月再强制多个场外信贷衍生工具交易也需通过CCP进行结算。EMIR的风险缓释规定适用于所有非中央清算的场外衍生工具交易,其中要求交换抵押品及双边保证金。EMIR第4条所规定的结算责任已于2016年6月21日生效,根据公司类别及衍生工具交易量分阶段实施。结算责任适用于任何金融对手方之间或涉及交易量(按总名义金额计)超过结算限额的非金融对手方之间又或两者之间。场外交易中所有类别的公司须遵守该等结算责任的最后期限为2018年12月21日。

  根据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于2017年4月发布的巴塞尔监管框架实施进度报告,欧盟方面的初始保证金规定由2017年2月4日起按交易对手类型分步生效实施,而变动保证金要求则于2017年3月1日起实施。

  中国香港:2017年开始执行G4货币IRS的强制性清算规定。

  香港金融管理局(香港金管局)及香港证券及期货事务监督委员会(香港证监会)联同香港交易所等其他相关机构,一直致力制定适用于香港场外衍生工具市场的监管架构。香港先后进行多次市场咨询,并已就咨询结果采取相关措施,部分已在实施中。在建立场外衍生工具监管机制的过程中,香港金管局设立场外衍生工具交易资料储存库,并于2013年7月启动其报告功能。香港交易所则成立了香港场外结算有限公司(香港交易所场外结算公司),于2013年11月开业。香港市场上第一阶段对场外衍生工具交易强制中央清算已于2016年9月启动,其中涉及主要交易商之间订立的标准化IRS工具。根据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于2017年4月发布的巴塞尔监管框架实施进度报告,香港的保证金规定于2017年3月1日起生效(设六个月过渡期)。

  此外,包括新加坡、澳大利亚、日本在内的全球其他场外衍生品主要交易市场,同样积极推进场外衍生产品相关监管法规的改革,持续推动场外衍生品的有效监管和健康发展。

  

  同时,随着中央清算的逐步推广,截至2017年上半年,采用中央清算方式清算的信用违约互换(CDS)占比上升至51%,并且呈现稳步提高的态势。

  2017年上半年,利率类OTC衍生品总计名义价值升至416万亿美元,其中除日元外其他主要货币计价的合约规模均有所上升,主要原因在于过去一段时间各个主要货币对美元的升值,但剔除汇率因素,上述合约名义价值仍高于2016年底的水平。具体来看,利率类OTC衍生品总计名义价值上升主要来自于到期日等于或少于1年的合约规模增加,由2016年底的160万亿美元上升至2017年上半年的193万亿美元。继续扩张的交易规模也需要更严格的交易清算服务(图2)。

  国内生产总值的2.4%。亚洲开发银行预计这一落差通过财政改革可填补40%,通过私营部门可填补60%。中国内地金融机构(包括政策性银行和商业银行)以及中国推动的专业投资基金和多边金融机构将在资助“一带一路”项目方面担当重要角色。2016年,中国与“一带一路”相关国家的贸易额约为9535.9亿美元,工程合约总额约为1260.3亿美元。“一带一路”项目的融资渠道包括优惠贷款、银团贷款、出口信用保险、行业基金、债券投资、委托资产管理、持有股权等。

  同时,中国一直鼓励境内企业“走出去”进行全球布局来促进中国本土的产业转型,并以此作为企业改革的重要内容。因此,企业发展国际业务包括进行有效的并购是重要发展方向之一。中国内地银行可以通过发行债券等多重方式为这些企业提供外币资金。

  如上所述,由于国际贸易、“一带一路”基建项目及企业发展国际业务都需要资金,中国内地金融机构的资产负债表中,外币的占比将不断增加,其中又会以美元占最大部分。外币资产的利息收益会受到利率风险及汇价风险的影响(图3)。因此,中国内地金融机构对使用风险管理工具对冲外币资产利率及汇率风险的需求将不断增加,中国内地金融机构除越来越多利用境内场外市场上的风险管理工具外,也需与境外机构进行场外利率及外汇衍生产品交易,为其日益增加的外币资产作对冲,使得相关需求也逐步增加。

  亚洲金融机构在处理CCP风险敞口中获更节省的资本要求的CCP。此外,香港交易所的附属公司香港交易所场外结算公司是唯一可接受有香港分行的内地银行成为直接结算会员的境外CCP,欧美的结算所并无此例。内地银行可经香港分行进行直接场内结算。这无疑为内地银行提供了更便利、成本更合理的场外衍生产品中央清算方案。由于许多内地银行在香港已有分行或附属公司,让它们成为香港交易所场外结算公司直接会员,将比委托结算经纪在境外不在同一时区的CCP为它们进行衍生产品交易结算有较高的成本效益。

  在人民币国际化的不断推进中,为管理人民币汇率和利率风险而进行的离岸人民币衍生产品交易会有很大的增长潜力。作为全球最大的离岸人民币中心,香港一直大力发展人民币汇率、利率产品。同时,中国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海内外的各类投资者容易各取所需、在亚洲时区内形成良好的业务合作,这就为中国和亚洲的金融机构利用中国香港市场进行场外衍生品的清算提供了一个新的选择。

  (作者系中国银行业协会首席经济学家、香港交易所首席中国经济学家。本文仅代表个人观点)

(责任编辑:DF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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